30年前，德国一场抢劫挟持案持续了56个小时，最终在高速公路上以暴力流血方式结束。尘埃落定，人们发现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富争议，其中有一名记者的行为更被视为过线。
这一轰动一时的大劫案的犯罪人之一不久前刑满获释，让“格拉德贝克人质秀”重新回到公众视野。（警告：本文历史图片可能会令读者不安，慎入！）
2018年2月，迪特尔·德格斯基（
之后，巴士离开了车站，向北部大城市汉堡方向开去。路上，车停在高速公路加油站，两名银行职员被释放了。罗斯纳尔的女友玛丽安·罗布利奇去上厕所。
在这里，一直对绑匪束手无策的警察们误判了形势，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们在罗布利奇离开厕所时把她抓了。等德格斯基发现女朋友久去不回，给警察下了通牒：5分钟内把她送回来，否则要枪杀一名人质。
警察没能在5分钟内释放罗布利奇，德格斯基朝15岁的伊马纽尔·迪·吉沃奇（ ） 头部开了一枪。吉沃奇因失血过多死亡。
大巴车接着上路，在凌晨时分越过边境进入荷兰。
劫匪在荷兰放弃了大巴车，上了一辆由德国警方提供的宝马牌汽车。他们挟持了两名巴士上的乘客：18岁的茜克·比思柴夫（ ）和她的朋友英内丝·沃尔特（ ）。到了早晨7点，他们又开车回到了西德境内。
）在监狱服刑近30年后获释。他当年参与了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动，而在案发的前后3天时间里，整个过程经媒体密切跟踪报道，留下了非常详细的纪录。
在德国，此案被称为“格拉德贝克人质秀”。至今它仍然是人们集体记忆中的一道伤疤：因为案件中有两名年轻人质丧生；因为警方让事件扩大到失控的地步；还因为媒体贴身跟踪报道正在进行中的罪案，影响了警方的行动，痛失和平解决案件的良机。
案发时，乌多·罗贝尔（ ）39岁，是科隆小报《快报》的副总编。
他说：“这一案件当时对警方和媒体来说，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。如果发生在现在，每个记者都会稍稍停下来提醒自己：等等，这里应该有些红线是我万万不能踩的。”
“但是在当时，我们所有人都像着了魔一样，根本就不思考自己到底在干什么。”
当时，银行尚未开门营业，里面没有顾客。两人持枪威胁职员。几分钟后，警察赶到了，警匪之间出现对峙。
经过将近一天的谈判，警方答应提供一辆出逃的汽车和一些现金。两名劫匪消失在夜幕里，还带走了两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。
劫匪开着汽车乱转，还在某处停了一会，接上了罗斯纳尔的女友。
第二天下午，他们在距离格拉德贝克230公里的不来梅市郊停了车。
他们本想另租汽车继续出逃，但几次租车都没有成功，于是两人劫持了一辆载有30多名乘客的巴士。记者们蜂拥赶到汽车站，有的还上到巴士里拍照。罗斯纳尔在街头召开一场即兴记者会，手里握着枪。
数百万西德电视观众一直屏息观看事态的发展，整个过程仿佛就像电视剧，其中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的片段发生在不来梅：满是纹身的罗斯纳尔向围在他身边的媒体记者表示，他准备结束这一切，还把枪管塞进自己嘴里。
但有一个人却错过了如此令人震惊的新闻。
这个人就是记者乌多·罗贝尔：“我请了几天假，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听广播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天早晨，他在网球俱乐部走进咖啡厅时才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。
“我马上开车上班去了。我知道那天用不着担心缺头条新闻了。”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很快将会成为这个新闻中的一部分。
罗贝尔到达办公室后，有同事马上传给他令人不安的消息：那辆宝马车，现在正停在科隆市中心步行购物区的外面。
罗贝尔跑下楼。果然，车就在街道中间。里面坐着5个疲惫不堪的人，看上去都要崩溃了。在驾驶座上的，是罗斯纳尔，手上握着枪；他旁边是玛丽安·罗布利奇；后座上是茜克·比斯柴夫和英内丝·沃尔特，她俩中间坐着德格斯基。他也手握一把枪。
数十个记者和路人把车团团围住。他们把麦克风和相机从车窗伸进车里。茜克被枪顶着脖子，回答了一个记者的提问，脸上还挤出一丝笑容。
德格斯基那些天一直靠啤酒和兴奋剂安非他命撑着，这时已经能看出酒精和药物的作用。他吹嘘自己杀了一个人。罗斯纳尔则反复念叨说他们绝不会缴械自首。
一个摄影师赶到现场，不慌不忙地架起一个梯子要找到好角度拍照。
当时有一段视频显示，一个电视记者准备采访时发现德格斯基的枪放在腿上。他问摄影师说：“我们是不是该让枪顶住她的头才好？”
所有的道德底线完全被抛在了脑后。
有个身影从人群后挤到了车前，似乎想跟绑匪们搭上某种关系。他30多岁，短头发，戴眼镜。他穿着黑色外套，袖子卷到胳膊肘上。他很激动，挥着胳膊，对围观者不满，将他们从车边推走。
他回忆说：罗斯纳尔和德格司机已经开始精神虚脱了，“我感觉当时的情况很危险。”
从现场视频来看，罗斯纳尔的确开始烦躁不安。他下了车，两手握着枪对着人群。
罗贝尔说：“接着他问我，到高速公路最快应该怎么走。他说‘我们现在就必须离开这里，我那个老友要顶不住发疯了。’”
罗贝尔开始解释怎么去高速公路，但是罗斯纳尔很烦躁，不想继续听下去。
“他说，要不你上车给我们带路。”
这下让罗贝尔傻眼了。
“那一刻，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。”他说
“当时局面越来越失控，而我有临危受命的感觉。但同时记者的本能也告诉我：我要追这条新闻。这个故事是我的。”
于是他挤进了后排座位，紧挨着茜克·比思柴夫坐下。车慢慢从人群里开了出来。
罗贝尔说：“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想着那一刻。”
“我扪心自问，究竟我是从地狱来的记者，还是一个要缓解局面帮助那两个女孩的普通人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但一旦我把这个责任担了起来，我觉得这两者兼而有之。我既是一个试图化解紧张局面的普通人，也是一个极度兴奋的记者，要抓住这个一生难得的最重要的新闻故事。”
上车后，罗贝尔试图与劫匪们说话。
“我以为警察肯定已经在车上装了窃听器，于是我想让他们说出点对警察有用的东西。但是德格斯基用枪指向我，要我闭嘴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最好还是别说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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